刘大山

　　近年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逐渐成为流行趋势。但从各地的探索经验和暴露出的问题看，“买什么”是困惑着基层政府的首要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为政府购买服务划出了两个边界：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

　　近日，南京市财政局、市编办联合出台《2017—2018年度政府购买服务负面清单》，明确了230个政府职责项目不得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完成。市编办负责人称，清单厘清了政府依法履职和政府购买服务的边界，规定了哪些工作必须由政府职能部门亲力亲为。

　　《负面清单》的出台，明确了政府购买服务的禁区，无疑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但也要看到，《负面清单》主要针对国家安全、行政许可、公安管理等政府固有职能，这些服务只能由政府部门自己提供，不适合社会力量承担，否则就有“懒政”之嫌，就是“缺位”。然而问题在于，在此之外的服务就都可以购买吗？《负面清单》是对过度购买进行约束，而政府购买服务继续推进，引发更深层思考的话，就不光要考虑政府履职，还要仔细权衡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努力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

　　政府购买服务的初衷是减少财政压力、经济节约、促进竞争。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丛虎曾表示，公共服务有三个基本参与者：消费者、生产者和提供者。如果政府既扮演生产者，又扮演提供者，其维持和管理的成本必然增加；而当生产者和提供者分开时，又必然提高了选择成本和交易成本。因此在考虑政府是否要购买公共服务时，还须综合评估成本与效益，不能简单地认为外包就一定“节约资金、提高效率”。

　　理论上，社会组织具有灵活性、竞争性和专业性等特点。可实际上不能一概而论，一些政府提供服务的事项，效益明显高于市场，就不宜盲目跟风推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还有一些领域社会力量没有充分发育，无法提供高效优质的公共服务，继续由政府统一提供才更切合实际。因此，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既要因地施策，也要因时制宜。在划下边界和禁区后，还需构建起精细化的分析评价体系，进一步界定公共服务的购买范围，明确具体事项。

　　从长远看，我们应当不断提高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内容的多样性，促进社会组织的发育、成长，将社会能处理的项目、内容都交给社会。但立足当下，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指导目录》与《负面清单》之间，还有大块模糊地带；已经列入《指导目录》的事项，也并未都具备实施条件，现在还远没到“大撒把”的时候。例如西部某城市将养老服务外包给社会组织，却因为服务能力差，以至于刚开门就关门，政府花了钱，群众不满意。这何尝不是另一种“缺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