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并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鼓励首创性、集成式探索。海南自贸港的建立是中国高水平开放的战略实践，其封关运作下的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既是国际规则对接的试验田，也是制度型开放的关键突破。

　　一、我国对外开放的必然性与政策脉络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交织的背景下，中国选择以更高水平开放应对全球化逆流，既是历史逻辑的延续，也是发展现实的必然选择。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一战略部署深刻体现了党中央对“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的规律性认识。作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试验田”，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区”）的探索历程，正是这一战略的生动实践。 

　　（一）高水平开放的必然性

　　1.“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内涵 

　　2020年5月，党中央首次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理论的核心在于： 

　　国内大循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内需潜力，2021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贡献率达65.4%。①

　　国际循环：依托高水平开放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2022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2.07万亿元，连续6年保持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国地位。② 

　　这一理论突破了传统“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局限，回应了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挑战。世界银行《2020年全球贸易报告》指出，2018—2020年全球贸易保护措施数量增长37%，WTO在其报告中经常强调，受贸易限制措施影响的进口商品贸易额达到了历史高位，而中国同期新增自贸伙伴23个，RCEP生效后覆盖全球30%的GDP，③凸显了“以开放纾解外部压力”的战略智慧。 

　　2.百年变局下的开放突围

　　当前国际形势呈现三大特征： 

　　（1）全球化退潮：世贸组织最新监测显示，成员所采取的进口限制措施显著增多，2024年已生效措施预计影响2.3万亿美元进口，占全球进口总额的9.7%，为202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④ 

　　（2）技术封锁加剧：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企业超600家（美国BIS数据，截至2023年）。

　　（3）规则竞争白热化：CPTPP、DEPA等新一代经贸规则将中国排除在外。 

　　在此背景下，党中央提出“高水平开放”，本质是通过制度型开放破解“规则围堵”。2018年，就是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一论断揭示了开放与改革的深层互动关系。 

　　（二）自贸区是高水平开放的“压力测试区” 

　　1.从“政策洼地”到“制度高地”

　　自贸区的国际定义（WTO,2015）强调“境内关外”特殊监管，而中国自贸区特色在于： 

　　（1）功能拓展。从贸易便利化，即2013年上海自贸区首推“负面清单”，外资准入限制由190项减至2023年的27项到制度创新的海南自贸港“零关税”清单管理。⑤ 

　　（2）空间扩容。从2013年上海单点突破到2023年全国22个自贸区覆盖东西部。⑥

　　2.发展阶段与关键突破 

　　1.0阶段（2013-2018）：以上海为起点，聚焦投资贸易便利化，形成“证照分离”等156项试点经验（国务院自贸区部际联席会议报告）； 

　　2.0阶段（2019-2022）：增设海南自贸港，探索“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2021版仅70条，较全国版压减26%）； 

　　3.0阶段（2023至今）：对接CPTPP规则，试点数据跨境流动“白名单”，如北京自贸区允许跨国公司数据“分级分类”出境。⑦

　　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引领”，自贸区的演进轨迹折射出中国开放逻辑的嬗变。在这一进程中，海南自贸港因“全岛封关”的特殊性，成为检验政府采购制度能否兼容“开放”与“安全”和既能促进经济增长与符合国际惯例的绝佳样本。 

　　二、海南的开放历程

　　如果说中国自贸区的整体发展呈现“由点到面”的扩散逻辑，那么海南的开放历程则独具“由面到体”的升维特征。从1988年建省办经济特区时的探索，到2020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后的“制度型开放”，海南用30余年完成了一次质的跨越。这一进程既体现了国家战略的迭代升级，也折射出全球化背景下岛屿经济体的转型路径。 

　　（一）三个阶段与关键跃迁 

　　1.经济特区探索期（1988-2009）

　　（1）起点。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海南建省并设立经济特区，成为全国最大经济特区，其面积为3.54万平方公里。 

　　（2）尝试。2000年首创实施“落地签证”、2003年第三、四、五航权开放等政策，但受制于产业基础薄弱，海南省1990—2009年平均增速9.8%，同期全国10.4%，GDP增速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⑧ 

　　2.国际旅游岛建设期（2010-2017）

　　（1）战略升级。2010年1月，国务院批复《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赋予免税购物、邮轮游艇等政策。 

　　（2）成效与局限。离岛免税政策显著促进了海南旅游业的繁荣，旅游总收入从2011年的约324亿元增长至2017年的812亿元（海南省统计局，2018）。然而，同期经济增长对房地产投资的依赖程度居高不下，2017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高达49.8%（海南省统计局，2018），凸显了经济结构单一化的潜在风险，这一现象与2009年时房地产依赖症所引发的制造业萎缩等结构性问题

　　2012年至2021年，海南接待国内外游客量从3320.37万人次上升到81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从379亿元上升到1384.3亿元，离岛免税销售额从23.67亿元上升到601.7亿元。⑨

　　3.自贸港转型期（2018至今） 

　　（1）里程碑事件。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2020年6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提出“2025年前全岛封关运作”；2023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以下简称《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赋予省级立法权。 

　　（2）核心突破。货物贸易：2023年“零关税”政策项下进口货值超170亿元。免税30.8亿元。⑩服务贸易：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缩减至70项，比全国版少26项（商务部2023年报告）。 

　　（二）自由贸易港的内涵、特点与演进

　　在探讨海南自贸港的制度创新时，我们首先需要理解其基石——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Zone, FTZ）的概念。经济特区是“招商引资的优惠窗口”，而自由贸易区则是“制度创新的综合试验田”。

　　1.什么是自由贸易区

　　自由贸易区是指在一国境内关外，划出特定的区域，赋予其特殊的税收、监管和贸易政策，实现货物、资金、人员等要素的自由流动，从而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自由化的特定区域。

　　（1）“境内关外”。这是其灵魂所在。虽然地理上在中国境内，但在海关监管上被视为“境外”。货物从海外进入自贸区，不征收关税；只有货物从自贸区进入国内非自贸区（俗称“境内其他区域”）时，才需照章纳税。这就像在机场的国际候机区，你可以购买免税商品，但一旦带入国内，就需要申报。

　　（2）“试验田”。它的核心使命不是单纯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而是进行制度创新的压力测试。在这里试点成功的改革经验，未来可以复制推广到全国，为整个国家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探路。

　　2.自由贸易区的主要特点

　　与传统的经济园区相比，自贸区呈现出鲜明的现代开放经济特征：

　　（1）贸易自由化。这是最基本的特点。通过“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监管模式，极大简化了通关手续，缩短了时间，降低了国际贸易的成本。

　　（2）投资便利化。普遍采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即规定“哪些领域或行业禁止或限制投资”，清单之外的领域则充分开放。这颠覆了传统的“正面清单”审批制，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体现了“法无禁止即可为”的理念。

　　（3）金融开放化。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跨境投融资便利化等金融改革。允许企业开设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为跨国企业的资金调度提供了极大便利。

　　（4）政府服务化。大力推行“放管服”改革。从过去的“重审批”转向“重事中事后监管”，致力于打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5）管理法制化。许多自贸区都通过国家授权或地方立法，拥有特殊的法律制度环境，以确保各项改革于法有据，稳定投资者的长期预期。

　　3.自由贸易区与经济特区（Special Economic Zone SEZ）的根本区别

　　虽然自贸区和经济特区（如早期的深圳、珠海等）都是国家开放的“先锋”，但二者诞生于不同的时代背景，肩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存在本质上的代际升级。

特征维度	经济特区	自由贸易区
核心目标	吸引外资，扩大出口，促进就业，追求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	测试制度，对接规则，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追求制度创新。
政策核心	“政策洼地”：依靠税收减免、土地优惠、劳动力成本等政策性红利吸引企业。	“制度高地”：依靠贸易便利、投资自由、金融开放、法治保障等制度性红利吸引企业。
开放领域	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加工贸易。	覆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金融、科技创新等全方位领域。
管理模式	“正面清单”管理，规定企业“可以做什么”，审批环节多。	“负面清单”管理，规定企业“不能做什么”，准入门槛大幅降低。
政府角色	“管理者”，主导经济发展方向，干预相对较多。	“服务者”，重在制定规则、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地理范围	通常是一个城市或城市的一部分（如深圳、厦门）。	可以是一个港口、一个园区，也可以是一个完整的省（如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整个海南岛）。

　　经济特区好比一个“优惠大卖场”，商家因为这里租金低、折扣多（政策优惠）而入驻；而自由贸易区则像一个“创新实验室”，商家来这里是因为这里实验设备顶尖、规则清晰透明、可以尝试最新的技术和方法（制度创新），从而能研发出更具竞争力的产品。

　　从经济特区到自由贸易区，再到海南自由贸易港，中国对外开放的逻辑一脉相承，但不断深化。其路径是从政策性的“让利”转向制度性的“创新”，从要素的开放转向规则的开放。理解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海南自贸港的封关运作和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绝不仅仅是地理空间的隔离或采购规则的简单调整，而是一场旨在对标全球最高水平经贸规则、构建新时代中国开放新标杆的深度制度革命。

　　（三）海南独特的定位与区位优势

　　1.海南自贸港在我国自贸区体系中的独特性

　　我国已形成了由22个自贸区组成的“雁阵”格局。在这支队伍中，海南自由贸易港绝非仅仅是数量的简单增加，而是一个在战略定位、地理空间、治理模式和发展愿景上都独一无二的存在。其独特性，可以概括为“四大之最”和“一次整体飞跃”，这决定了它在中国开放版图中不可替代的试验田和先锋角色。

　　（1）战略层级之“最”。

　　海南自贸港的独特性，首先体现在其顶格的国家战略定位上。

　　“最高水平开放形态”：党中央明确指出，海南自贸港的建设要对标国际最高水平的开放政策，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和重要开放门户。这一定位远超其他自贸区“探索可复制推广经验”的初始目标，其使命是直接进行压力测试和制度型开放的全面实践，为全国层面的开放闯出一条新路。

　　立法保障与自主权：2021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颁布施行，这是国家层面首次专门为单个省份或自贸区立法。该法以法律形式固化了自贸港的各项制度安排，并赋予海南更大的改革自主权，例如允许其在涉及改革事项方面调整适用法律和行政法规。这种“先立法、后改革”的模式，为各项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法治基石，这是其他自贸区所不具备的顶层设计优势。

　　（1）地理空间之“最”。海南自贸港的物理尺度，为其开展综合性、系统性制度创新提供了无与伦比的舞台。

　　全域性：海南自贸港是全国唯一一个实现全岛建设的自贸港，陆地总面积达3.54多万平方公里，是香港的32倍、新加坡的49倍。这意味着其试验不是在一个园区、一个港口或一个城市片区进行，而是在一个相当于我国台湾省或海南省本岛规模的完整地理单元上全面铺开。这种“全岛封关”模式，能够测试一项政策在城乡差异、产业差异巨大的广阔地域内的适应性和有效性，其得出的经验更具普适性和参考价值。

　　海洋性：海南不仅是陆地大省，更是海洋大省，其管辖的南海海域面积约200万平方公里，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这使其自贸港政策天然地与“海洋强国”战略紧密结合。其独特性在于可以探索面向海洋经济（如深海科技、海洋牧场、海上补给、海事服务）的特殊开放政策，这是深居内陆或沿海岸线布局的其他自贸区无法比拟的天然优势。

　　（3）试验基础之“最”。海南的发展路径，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独具特色。

　　海南是我国唯一一个由省级经济特区整体升级为自由贸易港的地区。1988年，海南成为我国最年轻的省，建省并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探索、挫折与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这次升级，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经济特区“大胆试、大胆闯”的精神内核上，进行的一次全方位、深层次、根本性的制度迭代。它要解决的是经济特区时代未能彻底解决的产业结构单一（如过去对房地产的依赖）、市场体系不够完善等深层次问题。

　　“一张白纸”与“系统重装”：与其他在成熟都市圈内划设的自贸区（如上海、北京）不同，海南原有的产业基础和制度路径依赖相对较弱，这反而成为一种优势。它更像是在一块面积巨大的“画布”上进行顶层设计和“系统重装”，阻力相对较小，更容易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建立起一套全新的、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规则和政府治理体系。

　　（4）管辖规模之“最”。截至2023年末，海南省常住人口约1043万人。这个数字使其成为我国所有自贸区中覆盖人口最多的一个。

　　综合性社会试验：超过千万的人口规模意味着海南自贸港的改革试验不是在一个人为打造的、单一的“产业飞地”或“精英社区”中进行，而是要面对一个包含城市与农村、本土居民与外来移民、传统产业与现代服务业并存的复杂、真实、完整的社会系统。任何一项政策，无论是教育、医疗、税收还是社保，都需要考虑其对广大民生的影响。这使得海南的制度创新必须兼顾效率与公平、开放与稳定，其成功经验对于推动全国范围内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极强的示范意义。

　　人才集聚的新高地：庞大的人口基数既是挑战也是潜力。随着自贸港政策的落地，特别是个人所得税最高15%的优惠税率，海南正致力于吸引国内外顶尖人才。其独特性在于，它不仅要吸引资本和技术，更要构建一个能留住千万级人口、并能让他们安居乐业的高质量生活环境和社会服务体系，打造一个真正的“人才特区”。

　　2.海南省独特的区位优势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不仅源于国家政策的顶层设计，更深深植根于其得天独厚、无可替代的地理区位优势。这份优势，使其成为我国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门户，并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扮演着连接内外的“战略支点”角色。其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1）外向辐射的桥头堡。海南岛地处中国的最南端，这一地理坐标赋予了它一项独一无二的标签——中国唯一的“热带自贸港”。这绝非仅仅是一个气候标签，更是一个经济与地缘战略的核心优势。

　　一是地处全球贸易黄金通道的咽喉。海南岛毗邻全球最繁忙的国际水上航道之一——南海航运大通道。它距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马六甲海峡仅约1000海里，是国际航运船只前往东亚港口的重要必经之地。这意味着停靠海南港口的船舶可以极低成本地接入全球主干航线网络，为海南建设国际航运枢纽提供了无可比拟的先天条件。二是“泛南海经济圈”的核心枢纽。根据中国南海研究院等权威机构的分析，海南正位于设想中的“泛南海经济圈”的中心位置。这个经济圈涵盖东盟十国及中国南部地区，拥有全球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和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海南作为这一区域的地理中心，天然地成为汇聚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枢纽。它可以利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带来的红利，在跨境电商、热带农业、海洋旅游、航空物流等领域与东盟国家开展深度合作，从“地理中心”迈向“经济合作中心”。

　　三是战略资源的守护与开发基地。广阔的南海蕴藏着丰富的渔业、油气和矿产资源。海南作为管辖南海200多万平方公里海域的省份，其自贸港政策可以为海洋资源的和平开发与利用提供国际合作新平台，例如设立国际性的海洋科技合作中心、船舶补给基地和生态环保示范区，将区位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

　　（2）内向联动的发展引擎。海南的区位优势不仅是向外的，也是对内的。它背靠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GBA），这为其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腹地支撑和市场动能。

　　一是毗邻世界级经济引擎。粤港澳大湾区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超过8600万，2023年经济总量已突破14万亿元人民币，其规模堪比一个世界级发达经济体。这个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创新能力最突出的区域之一，拥有香港、广州、深圳三个全球一线城市。二是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海南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关系，绝非简单的竞争，而是高度的互补与协同。功能互补。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在于金融、科技、高端制造和成熟的现代服务业，但面临土地、人力成本上升和环境承载压力的挑战。而海南拥有广阔的空间、优美的自然环境、独特的税收优惠政策和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国家定位。产业联动。大湾区可以作为海南的“前店”，提供融资、研发、设计和专业服务；海南则可以成为大湾区的“后厂”和“花园”，承接其消费外溢、产业外扩和人才休憩的需求。例如，大湾区的高科技企业可以在海南设立研发中心以享受税收优惠；港澳的金融机构可以在海南开展跨境资产管理业务，服务离岸贸易；大湾区的居民可以将海南作为首选的高品质旅游度假目的地。三是便捷的交通连接。随着琼州海峡港航一体化的推进和未来跨海通道的规划，海南与粤港澳大湾区的物理连接将更加便捷高效，进一步加速人流、物流、资金流的双向流动，使“海南+大湾区”形成一个强强联合的黄金组合。

　　海南的区位优势是双向的、立体的。它一手向外，紧紧抓住了中国与东盟乃至全球经贸往来最核心的航道与市场；另一手向内，深度联动中国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极。这种既当“枢纽”又当“腹地”的独特地位，使其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中最为关键的“交汇点”。国家在海南建设自贸港，正是要最大限度地激活这一区位潜能，将其从地理上的“前沿”真正打造为经济和政治层面的“前沿”，为中国的高水平开放树立一个新的标杆。

　　3.对标国际的差异化优势 

维度	海南自贸港	香港	新加坡
税收制度	企业所得税15%（鼓励类产业）。	16.5%标准税率。	17%标准税率。
产业空间	陆地面积3.54万平方公里。	陆地面积1114平方公里。	陆地面积733平方公里。
政策纵深	可试验农业、航天等全产业链政策。	以金融、贸易为主。	聚焦电子、化工等高端制造 。

　　三、政府采购制度的全球化背景  

　　海南自贸港的政府采购制度创新，并非在一片孤岛上进行，而是置身于全球政府采购规则加速演进与重构的宏大背景之下。理解从WTO《政府采购协定》（GPA）到《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规则变迁，以及中国在其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是精准定位海南改革方向与尺度的理论前提。

　　（一）从GPA到CPTPP

　　全球政府采购规则正经历从“边境上”的开放向“边境后”的规则深度融合的深刻变革。

　　1.GPA基于非歧视和透明度的“传统框架”

　　（1）核心原则。WTO框架下的GPA是其核心原则是国民待遇和非歧视，要求缔约方在政府采购中对外国产品、服务和供应商给予不低于本国和任何其他缔约方的待遇。其核心要求是程序透明，覆盖采购的全过程。

　　（2）局限性。GPA是一个诸边协定，仅对加入的成员有约束力。其覆盖范围通过成员间双边谈判确定，存在“出价”与“要价”的漫长过程。更重要的是，它主要规制采购过程的“公平性”，而对竞争中性、国有企业行为、环境保护等“边境后”议题涉及较少。

　　2.CPTPP是“高标准规则”

　　（1）核心进阶。CPTPP的政府采购章节（第15章）代表了新一代规则，在GPA基础上实现了显著升级：一是更广的覆盖范围。要求各方采用负面清单模式列出例外领域，这意味着“未禁止即开放”，开放度显著高于GPA的正面清单模式。二是更高的透明度要求。不仅要求公开采购信息，还强调电子化采购平台的广泛应用，规定所有采购信息必须通过单一门户网站发布。三是引入“竞争中性”原则。明确规定参与商业活动的国有企业在采购中不得因其公有制身份而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这对我国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构成直接挑战。四是强调反腐败与伦理。设立了专门的条款打击采购中的腐败行为，要求建立有效的质疑与救济机制。

　　（2）进程与影响。CPTPP已于2018年12月30日生效。中国于2021年9月16日正式提交加入申请，目前已进入与成员国的双边磋商阶段。加入CPTPP意味着中国需在政府采购等领域接受远超WTO和现有FTA“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标准的规则约束，是一场深刻的制度型开放与挑战。

　　（二）中国参与全球采购体系的进程与障碍

　　中国的入世（GPA）与入群（CPTPP）进程，是一条充满战略抉择与艰难改革的道路。

　　1.中国加入GPA

　　（1）进程。中国于2007年底启动加入GPA谈判，目前已提交7份出价。最新一份出价在门槛价（如中央实体货物采购门槛价降至20万SDR）、开放范围（新增一批地方实体和国有企业）等方面作出了改进。

　　（2）主要障碍。一是国有企业出价。这是谈判的核心焦点。中方将部分国有企业定义为“其他采购实体”，但欧美等成员要求将更多从事商业活动的国企纳入出价清单，认为其采购行为实质上是政府行为。二是“安全例外”条款。如何界定“国家安全”范围，避免其成为变相的保护主义工具，是各方博弈的焦点。三是次级中央实体开放。中国幅员辽阔，各省市发展不均，全面开放地方政府采购市场面临较大压力和风险。

　　2.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战略指引

　　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提出要“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健全政府采购制度”。这释放出两个明确信号：

　　（1）加入GPA是必然趋势。对接国际规则已从“是否要做”转变为“如何做好”的技术性问题，彰显了国家高水平开放的决心。

　　（2）改革的内在需求。即便不考虑加入国际协定，国内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的内在需求，也要求我们改革现行政府采购制度中存在的地方保护、隐性壁垒等问题。

　　（三）我国现行制度与高标准规则的差距及改革特点

　　对标GPA和CPTPP，我国现行《政府采购法》及实践存在明显差距，改革呈现出“内外驱动、渐进调整”的特点。

维度	GPA/CPTPP高标准规则	中国现行制度与实践	主要差距与挑战
覆盖范围	负面清单模式，范围广，涵盖多数国企。	正面清单模式，范围窄，国企覆盖有限。	国企定位、出价难度大。
透明度	全流程电子化，信息高度集中公开。	电子化水平不均，信息分散，发布渠道不统一。	技术标准与平台建设滞后。
救济机制	独立、高效的司法或行政复审机制。	质疑投诉多由财政部门处理，独立性常受质疑。	缺乏真正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竞争中性	明确要求国企在采购中不享有特殊待遇。	实践中存在对本土、中小企业的优惠条款。	与“国产优先”等政策存在潜在冲突。
采购方式	崇尚竞争，优先采用公开招标。	“综合评分法”易受主观影响，“最低价中标”盛行。	未能普遍确立“最佳价值”导向。

　　我国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特点：

　　1.内外驱动。改革既是对外谈判（加入GPA/CPTPP）的外部压力所致，更是国内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

　　2.渐进性。改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自贸试验区（港）先行试点，积累经验后再向全国推广，体现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智慧。

　　3.战略性。改革始终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在开放市场的同时，也注重通过预留份额、价格优惠等方式支持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企业。

　　全球政府采购规则正在向更高标准、更广范围演进，我国主动对接这些规则是大势所趋，但也面临诸多现实障碍。这一宏观背景决定了海南自贸港的政府采购制度创新，绝不仅仅是地方性事务，而是承担着为国家全面对接GPA和CPTPP规则进行“压力测试”和“先行探索”的国家级战略使命。

　　（作者单位：采招云数智化采购研究中心）

　　 　

　　①《人民日报》 2023年1月14日。

　　②证券日报2022年1月19日。

　　 ③商务部在2025年1月9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④国新办“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商务部） 2024年8月2日。

　　 ⑤新华网2023年9月27日。

　　 ⑥央视网 2023年12月22日。

　　 ⑦《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办法（试行）》。 

　　 ⑧海南统计年鉴-2023[Z].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⑨中国旅游报2022年9月2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