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一线人员税后月平均工资仅3000元，行业离职率高达20%，所处机构时刻面临倒闭的境地。

　　这是一个被称为“职业雷锋”的群体，他们的生存状况令人担忧。在中山大力推动社工发展的当下，行业的春天对于他们而言，既有触手可及的现实，也有难言的尴尬。

　　年轻的社工们，在痛并快乐着。有几年工作经验的老社工们，则开始不断纠结去留。在这份朝阳行业中，仅靠理想与信念无法长久留人。谁能以公益的名义，许诺他们一个更加清晰的未来？

　　做社工=公益？

　　“社工是啥？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就是年轻版的居委会大妈。”

　　对于自己的职业，一线社工黄海峰如此调侃。两年前他刚来中山时，他的父母正是如此理解社工这份职业。在他的亲戚眼中，社工就是一群戴着红袖章的“大爷大妈”，闲来无事在社区东走走西看看，维持治安、调解邻里纠纷。

　　社区工作，的确是社工的工作方向之一。然而父母想象中居委会里发生的一切，对于黄海峰等新一代社工来讲，显然已经是老黄历。

　　空巢老人、留守儿童、亲子沟通障碍、单亲家庭儿童心理疾病……近年来，随着中山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系列复杂的深层社会问题凸显。这一切都呼唤政府加快着手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早于数年前，中山便已经在社会服务领域探索推行政府购买服务，“社工热”随之掀起。最近几年，中山社工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社工的春天，似乎已经到来。但在许多社工的理解里，他们只听到春天的脚步，并未真正感受到春天的气息：政府外包的服务项目多了，各种类型的公益创投活动也多了，但社会对于社工这个行业的理解，却没能跟得上脚步。

　　“我们可以承接的项目多了很多，但挑战也来了。有的街道居委会对社工、社区服务不理解，导致有一些矛盾、误解产生，有些部门觉得我们占用了政府资源而且是有盈利。”在黄海峰的印象中，他接触过的政府部门，都将社工和公益贴上同等的标签。社工机构不应该有盈利，成为许多政府机构的执着印象。

　　误解之余，庞大的服务人群也令许多社工机构疲于奔波。

　　每天4时半，一线社工小翠都会到“四点半学堂”进行单亲家庭帮扶，学堂共有30多名小朋友，但社工就仅有两名。两个人根本忙不过来，他们只能通过招募志愿者的方式，向外界求助。

　　“我们服务对象遍布中山各个镇区，每次来回都要两个多小时，一个上午最多能走3个社区。”小翠坦言，相关部门的社工配备率是按照残弱群体的数量来定的。但事实上，社工除了直接服务残弱群体，也要间接服务他们身边的人，有些镇区的实际配比可能达到1：10000。

　　难言却又难以改变的收入

　　做社工显然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但盈利又是必须的，因为这群“职业雷锋”还需要工资维持生计。

　　“做‘雷锋’一个月能拿多少钱？”入行三年来，一线社工张英已经记不清多少人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每次她只能尴尬地笑了笑，答道：“不高。”

　　相比她的同学，这个工资确实不算高。张英2011年从中山大学社工专业毕业，随后来到中山某社工中心工作。如今每个月的工资，最终拿到手的只有2500元左右。扣除吃饭和房租，已经所剩无几。与她同一届毕业的同学，如今税后月工资多数已经超过6000元。

　　一线社工如此，社工机构的总干事工资也没多多少。阿玲，2010年从华南理工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社工职业，如今是一家社工机构的总干事。“我这个职位，市场指导价是4000元/月，但是拿到手的根本没这么多。”她时常感叹钱不经花，“大家都等发工资的那一天，迟一天不行。”

　　令他们感到郁闷的，还有并未完全建立起来的中山社工薪酬体系。就算是发同样的工资，许多企业到年底都会有一定的年终奖。但是社工机构没有，很多社工到年底一点盼头都没有。社工机构也想发，但政府就给这么多钱，到年底也没有多少钱剩。

　　工资，已然成为社工们难言的尴尬。但这一现状，眼下似乎没有改变的可能。

　　对社工这一职业的理解，首先令他们感到不好意思争取。“这些年，社工的工资一直都没有涨，许多人认为社工服务是公益性的活动，不应该拥有太高的报酬。”阿玲无奈地感慨：做个活雷锋并不容易。

　　社工机构生存的艰难，也令许多社工们感到无奈，认为不应过分要求。“3000多元的收入在中山来说，处于一般水平。社工机构本身的经费并不多，而且也很艰难，也不能要求太多。”张英坦言，多少次他们想着集体去找社工机构负责人商谈涨工资，但最终还是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