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技术应用与制度构建的历史上，相关技术长期以缺少独立品格的中立姿态出现在制度创立和制度优化的过程中。新一代通信技术正在逐步改变着人们所熟悉的既往制度构建史。一个人们所熟悉的范例，就是互联网技术的广泛使用形成的新时空，使制度应用的范围从现实世界扩展到虚拟世界。对制度构建更有变革意义的是人工智能技术，它以越来越强的能力直接参与或者代理人类的决策和执行活动。这种可以与人类智慧相提并论的能动性技术，要求改变传统的制度构建方法，立法者需要考虑基于能动性的技术独立因素及其无尽的技术迭代。

在修订《政府采购法》和其他制度优化工作中，对人工智能技术在政府采购工作中的应用，不仅应当规定该技术的可用范围和技术应用伦理原则，规定技术应用的价值对齐要求和对齐工作程序，规定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决策和执行中的人机关系，更需要重视的是应当规定基于机器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技术的能动行为及其法定效果，以及基于人工智能技术迭代产生的制度更新机制。这样一来，不但过去在制度构建中只是关注人的能动性明显不够，而且将一个文件使用许多年不改动的做法也肯定行不通了。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推动改变着人类的成文制度构建方式。